◆本報實習記者張倩
2016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以下簡稱G20）將于9月初在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召開，本屆峰會主題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在這次峰會的重點議題中，也納入了與此主題密切相關的氣候與能源議題，包括可獲得、可負擔、可持續的能源供應、氣候資金等，頗受關注，為此本文整理了本屆G20的幾大看點。
看點一：后巴黎時代 G20的使命
G20國家的人口占世界的2/3，全球貿易總量占全球總量的80%，但同時也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84%。此外，前20個碳排放國家就有7個G20成員國，所以氣候能源無可避免地成為G20熱議話題之一。
今年5月30日，荷蘭環境評估局和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Climatic Change發表題為《G20經濟體對〈巴黎協定〉氣候提案全球影響的貢獻》，評估了105個國家的氣候減緩目標，并特別關注了G20國家，指出G20國家是未來全球減排的最大貢獻力量。
G20峰會作為影響力重大的政府間首腦會議，已經不僅是政府間的合作。經過數年的發展，目前已經有六大參與平臺，包括民間會議（C20）、勞動會議（L20）、婦女會議（W20）、智庫會議（T20）、工商界峰會（B20）和青年會議（Y20）。這其中，C20則為G20峰會提供了交流和預熱平臺。民間力量也為G20公報建言獻策，如在2016年的C20公報第十五點提到： “呼吁各國尤其是G20成員國政府為應對氣候變化采取切實行動，爭取盡早批準巴黎氣候協議，使這一協議盡早生效。根據巴黎協定有關規定，盡早制定并通報國家長期溫室氣體排放發展戰略，定期更新國家自主貢獻方案，將全球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2℃以內，并繼續向1.5℃的目標努力。”
從2009年的美國匹茲堡峰會、2010年韓國首爾峰會到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能源與氣候議題越來越重要，G20與全球氣候能源治理機制關系愈發緊密，本屆G20峰會又會有哪些經驗交流和合作，不禁讓人期待。
看點二：美國大選對于《巴黎協定》是否產生影響
作為世界兩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和美國已承諾將在今年年底前正式通過旨在延緩全球變暖的《巴黎協定》，從而增加了這一協定比預期更快落實的可能性。
據了解，只有獲得占全球排放總量55%的55個國家批準，《巴黎協定》才能生效，而中國和美國占全球排放總量的38%。當前，中國承諾將在2030年左右讓CO2排放量進入平臺期或下降期。不少專家認為，以中國當前的趨勢來看，這一目標很有可能實現，但就當前美國形勢看來，《巴黎協定》的最后落實還沒有定數。
可以這樣說，《巴黎協定》是奧巴馬政府在國際氣候領域留下政治遺產的最后契機。《巴黎協定》一旦簽訂，有效期4年，無疑與美國總統的下一輪任期高度重合，所以美國政府當前依然態度謹慎。目前，由于否認氣候變化的共和黨占據了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奧巴馬預計將會繞過國會，通過現有的行政授權來批準和實施氣候協定。由于《巴黎協定》不存在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承諾，奧巴馬可以在現行法律、條約和憲法的基礎上，通過行政命令來批準和實施《巴黎協定》。盡管氣候變化立法遙遙無期，但是白宮已經通過現有法律途徑取得了溫室氣體的管制權。
不過通過行政力量批準的氣候條約只具有政治約束力，而缺乏法律約束力，這樣的承諾是否能夠有效落實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總統寶座花落誰家尚不可知。眾所周知，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以及克魯茲都是氣候變化懷疑論者，所以一旦共和黨占當權，即使他們不廢棄《巴黎協定》，美國氣候政策的實施也有可能出現大幅度倒退。另一方面，若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贏得選舉，奧巴馬的氣候政策還是會得到延續，但美國政府能否順利實施《巴黎協定》還是存在著疑問。美國氣候政策的基石之一是《清潔電力法案》，這一法案將對電廠溫室氣體排放實行史無前例的管制措施。然而這項法案在最高法院受到了嚴重挑戰。今年2月，最高法院要求環保署暫停實施這項法案，從而給美國氣候政策又蒙上了一層陰影。
《巴黎協定》順利簽署，是全球氣候治理向前邁進的一大步。然而全球氣候行動的落實，還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美國國內的氣候政治則是這不確定性中最大的謎團。所以在這次G20峰會上，美國政府就《巴黎協定》如何發聲？在奧巴馬政府僅剩的任期內能否有效落實協定？在之前3份聯合氣候聲明的基礎上，這次的中美首腦會晤是否會達成第4份聲明？這都是這次峰會備受矚目的焦點。
看點三：G20下的中美同行互審
當然，除了上述兩大內容，在接下來幾天的G20峰會上，取消化石能源補貼無疑是值得關注的另一個環境議題。一直以來出于能源安全考慮、也為了激勵本土能源供給、提供低價能源等，中美都存在化石能源補貼政策，但是經過時間的考驗，越來越多的質疑聲隨之而來。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7月下旬發布公報，稱要重申致力于在中期規范并逐步取消低效的、鼓勵浪費的化石燃料補貼，并認識到有必要為貧困人口提供支持。不論是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公告，還是在C20公報中，都一再提及化石能源補貼改革。
那么為什么要在G20上推行改革化石能源補貼呢？因為在經濟效益上，可以節約大筆財政支出；在社會效益上，糾正補貼更多流入高收入人群腰包的扭曲狀況；在環境效益上，避免鼓勵不必要的化石能源消費，從而減少一系列環境問題。
盡管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OECD、IEA、IMF等國際機構和諸多研究者對化石能源補貼的規模、如何進行改革以及改革可能的影響展開了論述， 但這系列討論結果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才提到議事日程上。
2009年9月的匹茲堡峰會上，G20領導人做出了“到中期取消導致浪費型消費的化石能源補貼”的承諾，并達成共識。然而此后3年中，G20框架下并沒有切實的機制和措施可以將高層政治承諾轉化成各國國內具體行動。在此情形下，各國領導人要求財長們醞釀并最終于2013年初同意引入自愿同行審議機制（voluntary peer review）推進化石能源改革，并公布了方法學建議。直至2013年，美國向中國提出倡議，希望中美完成G20下第一輪化石能源同行審議，而這一倡議也得到了中國第一時間的響應。2014年7月，中美宣布就化石能源補貼同行審議的任務說明書達成一致，而后開展了具體的審議工作。分別在今年初和5月完成對兩國的自述報告審議，但最終報告則要到G20峰會時匯報結果。
作為G20框架下第一輪互審國家，雖然審議結果仍然未知，但同行審議過程本身仍有很多可以提供給其他G20國家以及G20總體改革框架的實踐。它對如何在G20建議流程基礎上進行實際操作給出了較好的范例；為如何應用“清單法”解析化石能源補貼，如何甄別交叉補貼等復雜情況貢獻了實際經驗。所以，從這一點來看，中美合作有利于推進全球取消化石能源補貼的進程，為接下來新一輪國家互審提供借鑒。而G20下一輪的國家互審則是在德國、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之間，這不禁讓我們開始期待這屆G20在中美同行審議方面有什么實質性的成果，又會對下一屆互審帶來怎樣影響。
G20國家氣候治理行動
英國
減排目標嚴過歐盟
退歐確實對英國、歐盟以及全球引起了海嘯式影響。外界以為，原定于6月30日公布減排目標的計劃或將推遲，但出人意料的是，英國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魯德當日公布，到2030年，英國在1990年的基礎上削減二氧化碳排放57%。《衛報》評論稱，這一目標是“世界級”的，相比歐盟到2030年減排40%的目標更為嚴格。
事實上，英國在2008年正式制定《氣候變化法案》，引入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碳預算”框架。這一框架旨在為實現205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降低80%的長遠目標設定路線。而2016年6月30日剛好是新目標的設定日期。
新的政策目標是必要的，這意味著政府將不得不在一個新的成本效益能源戰略體系下，減少對進口天然氣的依賴，優先使用能效較高的基礎設施，減少英國家庭的能源消費量。
但有專家認為《氣候變化法案》保證了英國即使不在歐盟體系下，也是氣候變化的領導者。因此政府應該忽視反對之聲，聽取科學家的意見，繼續設定新的減排目標，這有助于綠色經濟發展。
聯合國氣候變化部也敦促英國退歐后，不要放棄領導全球應對變暖的行動力。在接下來的兩年，建議英國“保持冷靜，向低碳經濟轉變”，而不是“保持冷靜，不作為”。
德國
2030年新車必須零排放
德國經濟部副部長萊納·巴克稱，到2030年在德所有的注冊新車必須達到零排放標準，以減少空氣污染。
專家表示，德國減排目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有效減輕交通污染。由于汽車的車齡普遍在20年，注冊的新柴油車和汽油車需在接下來的15年內過渡為零排放的電動車。
德國內閣今年承諾向購買電動車的消費者提供補貼，以提升電動車的銷量。而在中國、挪威和法國等國，純電動車和插電式混動車的買主均可享受現金優惠。德國環境署表示，電動車激勵措施及稅收優惠政策刺激消費需求，助推2020年上路行駛電動車達50萬輛目標的實現。
據德國汽車管理中心預測，2025年在德國上路純電動車的比重或將從今年的0.6%提升到8%。根據德國聯邦機動車管理局KBA發布的數據，到2016年1月，德國有3000萬的汽油車和1450萬的柴油車注冊量，插電混動車注冊量約為13萬輛，純電動車2.5萬輛。
日本
圍繞減排計劃引進碳稅
日本經濟產業省7月召開了旨在討論溫室氣體減排長期措施的專家會議。為確保經濟增長的同時采取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舉措，會議將制定促進可再生能源和節能領域投資及技術革新的措施。
會上專家指出，溫室氣體減排對企業活動和國民生活影響巨大，努力兼顧環境與經濟至關重要。
此外，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敲定了到2050年溫室氣體比現在減排80%的計劃，日本環境省也計劃設立旨在實現長期目標的研究會議。圍繞減排方法，環境省希望引進碳稅等，而經產省則把立足點放在不愿承受經濟負擔的工商界上，雙方分歧明顯。兩省主導權之爭或將全面打響。
澳大利亞
綠色政策減少排放
澳大利亞近日宣布，到2030年，澳大利亞人均排放量與2005年相比將會下降至少50%，每單位GDP的排放量將下降64%。到2030年，澳大利亞溫室氣體排放量與2005年相比將減少26%~28%。
這會使澳大利亞的經濟和就業強勁增長。政府將依靠已見成效的直接行動計劃，尤其是排放減少基金及其保障機制的政策，從而達到2030年的減排目標。
去年4月，澳大利亞碳排放權首次競拍，以每噸14澳元的價格，支付了6.6億澳元給有意愿減排的企業，以期減排4700萬噸溫室氣體。
政府表示會采取更多的方法來減少排放，如到2020年之前將在道路上種植2000萬棵樹，同時還在全國各地推出了超過350個綠色軍團項目。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說，這將節約企業和家庭的金錢并提高生產率。在減少26%至28%排放量的同時，澳大利亞力爭在經濟和環境責任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在致力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盡可能減少家庭、養老金領取者和企業的負擔。
減少碳排放，中國最給力
當前氣候變化已從單純的環境保護問題上升為人類生存與發展問題。而對中國而言， 還有更加重要和緊迫的現實意義。改變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和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結構， 是中國國內治理環境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迫切要求。同時， 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也是中國廣泛參與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責任與擔當，更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近兩年來，中國攻堅克難，已經使能源消費和CO2排放增速顯著放緩，并且能源消費年增長率2014 年僅為2.1%，2015 年僅為0.9%；而CO2 排放2015 年基本上與2014 年持平。這對近兩年來全球CO2 排放量出現穩定趨勢做出了重要貢獻。
自從哥本哈根會議后， 中國愈加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變化立場協調， 努力加強“ 基礎四國”和“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溝通協調，促進發展中國家團結和維護共同利益。同時也積極與美國、歐盟、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開展部長級和工作層的氣候變化對話磋商，推動專家層面的溝通交流。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大力推進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體現新興發展中大國的國際擔當。中國主動從2015 年開始加大對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支持，并出資200 億元人民幣建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在綠色氣候基金之外，通過資金支持、技術合作、贈送低碳節能產品、組織氣候變化培訓班等多種形式，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
同時中國也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積極開展與國際組織和民間非政府組織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務實合作，更加重視與國際國內媒體的溝通，更有效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
來源：中國環境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