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舜澤 劉越 和夏冰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明確提出全面加強黨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領導，并在第三章的顯著位置以整章形式進行了部署安排，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強化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總體設計和組織領導。這是對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的“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時間緊、任務重、難度大，是一場大仗、硬仗、苦仗，必須加強黨的領導”的進一步貫徹與落實，體現了我們黨解決生態環境保護的堅定意志和決心。
全面加強黨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領導，是對生態環境保護未來長期的一個重要工作定位和執政責任要求，是決定生態環境保護目標責任、治理體系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基于生態環境問題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要決定。
然而，調研發現，目前部分地方領導、部分部門負責人對于為什么要嚴格實行“黨政同責”“一崗雙責”、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這一問題，難以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動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不強，以至于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推進落實不到位、難以持續。因此，必須重新認識和理解全面加強黨對生態環境保護領導的屬性內涵與本質特征，從理論的角度深入剖析全面加強黨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領導的歷史必然與內在必然，對正確走好生態環境保護之路、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客觀要求，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從根本宗旨上講，黨始終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圍繞人民利益為中心開展工作，要將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作為當前和今后一段的工作重心。
隨著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獲得了很大的滿足。馬克思曾將人的需要分為三個層次，依次是生存、享受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干凈的水、清新的空氣、安全的食品、優美的環境等要求越來越高，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重要的就是滿足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因此，從主要矛盾的變化來看，生態環境保護同樣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是人民的時代需求。這是生態環境保護屬性的需求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生態環境作為生產力構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水平決定著生產關系的性質和形式，決定著生產關系的變革。當生產關系不合理時，新時代生態環境需要若長期得不到有效滿足，就會加劇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因此，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生態環境問題不僅是民生問題，更關系著經濟社會的上層建筑。這是生態環境保護屬性的社會論。
因此，地方黨委必須站在社會主要矛盾的大局、站在社會穩定可持續的大勢上考慮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不能坐視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需要與供給的差距逆向加大。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工作重點，這就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工作的重要范疇中，集中各種政治力量處理好、解決好生態環境問題，統一思想認識，解決部分地方各自發展、重復建設、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的問題，維護好群眾的利益。
（二）生態環境問題根植于經濟發展過程，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從經濟發展過程中予以統籌解決，提供生態產品已經成為新時代發展的有機內涵，綠水青山是發展的價值追求。因此，從發展的全面內涵和工作職責的理性回歸上講，黨要管發展則必須管環保、要管生產則必須管環保，管發展的各有關部門也都有職責提供生態產品、滿足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從本質上講，生態環境問題根植于經濟發展過程。在經濟活動中，由于缺乏政府的有效監管，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進行生產與交換的“經濟人”就會選擇在自然資源的“公共經濟屬性”上大做文章，利用凈化污染的私人邊際收益等于私人邊際成本的方法，來決定利潤最大化條件下的污染水平，去權衡是否減少生產的負外部性，其結果必然導致自然資源非可持續性的開采與利用。因此，從客觀規律上分析，生態環境問題產生于經濟社會發展過程和資源能源利用過程，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也必須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與資源能源利用過程中統籌解決。這是生態環境保護屬性的本質論。
從價值上講，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是發展的應有內涵。過去認為生產農產品、工業產品、服務產品的活動才是經濟活動，才是發展。但隨著能源緊張、資源短缺、生態退化、環境惡化、氣候變化、災害頻發，人類除了對農產品、工業產品和服務產品有需求外，對生態產品也有了更多的需求。生態產品既包括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源、茂密的森林等純自然生態系統提供的要素，也包括人類經過勞動后所形成的人工自然要素，如植樹造林增加的碳匯、水土保持凈化的水源等。從價值角度看，生態環境具有生態產品的屬性，其價值表現為自然的價值，體現為自然物體間及自然物體對整體自然系統所產生的功能，是發展過程中人類需求的新內涵，是新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發展不僅僅是增加GDP，生產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也是發展的內涵，是農、工、服務產品之外的新型產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都是管發展的，那么管發展的必然要承擔提供生態產品的職責。這是生態環境保護屬性的價值論。
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根本之策在于綠色發展。發展一直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黨對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負有領導責任，同樣也需要對生態環境保護進行統籌領導，必須改變發展與保護割裂、一撥人搞發展另外一撥人搞保護、發展強保護弱的現象。這一點做得不好，是過去一些地方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之所在。這一點若貫徹落實到位，則是污染防治攻堅戰難得機遇和制度法寶。
（三）生態環境保護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瓶頸。因此，從歷史使命上講，黨要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加強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視，補齊短板，攻堅克難。
從2000年建設小康社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年時間全黨全國人民努力的方向就在“全面”。“全面”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覆蓋的群體要全面；二是覆蓋的領域要全面。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指的是精準脫貧，講的是覆蓋群體全面問題；“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態環境質量是關鍵”，講的是覆蓋領域全面問題。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兩大短板，一個是精準脫貧，一個是污染防治，這都直接關乎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全黨全國花20年的時間，重點就是要解決這兩個方面的全面問題，這是莊嚴的政治承諾。這是生態環境保護屬性的地位論。
因此，要在3年之內，舉全黨全國之力，集中力量，加快補齊短板。生態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攻堅實質上是事關第一個百年目標實現的政治考量，是全黨全國當前必須攻堅確保完成的總奮斗目標。另一方面，到本世紀中葉，要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美麗，成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新內涵，這對生態環境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賦予了我們黨更高的使命要求。
（四）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是解決全局發展的重要突破口。因此，從方法論上講，黨要解決中國問題，解決時代問題、解決高質量發展問題，就應該在生態環保領域精準發力。
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也關系著中國夢的實現。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推動其他事情統籌解決的一個抓手、一個突破口。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能推動綠色轉型、綠色發展、高質量增長、供給側改革，具有綜合多重效益，帶動性強，可以實現牽一發而動全局。這是生態環境保護屬性的效益論。
基于上述理論認識，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將過去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4項職能深化為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5項職能，環境保護職能被單列出來，成為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2015年《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明確規定，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對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負總責，主要領導負主要責任。
（五）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具有挑戰性、長期性、復雜性的工作。從執政能力上講，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在關鍵時刻迅速而正確地解決問題，使國家各項建設事業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不斷發展。因此，生態環境保護也必須實現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生態環境問題是伴隨人類文明特別是工業化進程而出現的危害人類健康甚至生存的重大問題。我國當前生態環境所存在的問題，實為積漸所至，非一日之寒可成，自然也非一日之功可破，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由于過去環保工作欠賬多，加之目前的機制體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不會一蹴而就。解決生態環境是一項長期且復雜的工作，需要統籌各方面因素，保持戰略定力，推進制度體制機制改革。這是生態環境保護屬性的方法論。
這就需要明確解決思路，發出總動員令，統一思想，舉旗定向，相向而行。只有全面加強黨的領導，才能真正做到集中力量，團結統一，才有能力和有希望攻堅克難，實現生態環境質量的全面提升，建成美麗中國。進入新時代，中國的重要事情之一是生態環境保護，而辦好中國的事情的關鍵在黨。黨的十八大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寫入黨章，成為黨的行動綱領。
基于生態環境保護屬性的需求論、社會論、本質論、價值論、地位論、效益論和方法論，新時代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定位正在發生戰略變化，生態環境保護已經上升到執政層面、國家戰略層面，是地方各級黨委的重要政治責任。相應地，生態環保工作的內涵、目的、重點也要發生轉變轉型。環境不能作為無價低價的生產要素被忽視，也不能僅僅將其作為支撐發展的一個條件，要更多地把生態環境資源作為稀缺資源要素予以高標準保護，要更多地把提供優質生態產品作為發展的有機內涵，要更多地把加強生態環保工作、滿足優美生態環境需要作為解決主要矛盾的著眼點，要更多地把加強生態環保工作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推手。因此，必須全面加強黨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領導，認真落實黨政主體責任、健全環境保護督察機制、強化考核問題、嚴格責任追究，形成抓好生態環境保護、全力治污攻堅的政治理念、制度氛圍和剛性約束，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公眾參與”的生態環保大格局。
作者單位：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環境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