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底中央環保督察巡視在河北試點開始,環保問責風暴在各地掀起并覆蓋全國31個省份,已有超過1.5萬人被問責。
環境保護督察是近年來環保一項重大制度安排。2015年7月,中央深改組第十四次會議就審議通過《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明確建立環保督察機制。
督察“第一劍”,就劍指當時環境問題突出的河北。2015年底,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河北開展督察試點,隨后,環保風暴不斷推向全國。
2016年7月,首批8個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西、云南、寧夏；2016年11月,第二批7個督察組督察北京、上海、湖北、廣東、重慶、陜西、甘肅；2017年4月,第三批7個督察組督察天津、山西、遼寧、安徽、福建、湖南、貴州；2017年8月,第四批督察組陸續進駐吉林、浙江、山東、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團)。
至此,在兩年多的時間內,環保風暴已經無死角覆蓋31個省份。不少人將督察視為“刮骨療毒”。“原來治污就像打一巴掌,這次感覺刀真的架在了脖子上。”一家企業表示,環保再不達標,就會“死得很慘”。
不少專家認為,環保督察不僅查企業,更重要的是督“政府”,環保風暴帶動的是問責風暴。根據環保部公布的督察反饋情況,全國環保督察問責人員已經超過1.5萬人。
——環保為經濟讓路,干部思想有“霧霾”。
陜西關中地區重化產業比重較大,但近年仍在大量新建擴建高污染項目,不僅加劇區域大氣污染,也為今后產業結構調整帶來沉重負擔。這背后,是一些地方在制定考核目標任務時,仍在“以GDP論英雄”。督察組在河北、安徽等地發現,當地政府對各地市目標管理績效考核中都曾出現生態環境指標權重下降問題。湖北荊門、潛江等地甚至一度將招商引資任務完成情況列為環保部門年度評先評優的“一票否決”項。
個別地方黨政領導思想的“霧霾”甚至比現實更嚴重。督察組指出,北京部分基層領導干部在思想認識上習慣把環境問題歸咎于客觀原因；在內蒙古,半數盟市黨委常委會很少專題研究環境保護,有的甚至一年沒有研究環保問題。
——污染問題“不曝光不解決”,治理“投機取巧”。
廣東汕頭市潮陽區垃圾處理設施三年三次變更選址,至督察組進駐時仍未開工。天津市北辰區劉家碼頭村集聚近千家廢品回收小作坊,積存大量垃圾渣土和污水,長期解決不力,直至2017年4月環保部督察并經媒體曝光后才得以整治。
還有的急功近利,導致錢花了、活干了,但效果甚微。天津市濱海新區、武清區在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站周邊區域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潔次數等功利性措施。
——上報數據“做手腳”,監測數據造假。
河北省發展改革委2013年到2015年對地市上報的壓減鋼鐵產能封存項目基本沒有進行現場核實,個別封存設備仍在生產。西安市長安區、閻良區相關人員環保底線意識不強,人為干擾國家空氣質量監測子站正常運行,對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實施造假。
——自然保護區、重點流域環境問題突出。
祁連山是西北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2014年國務院批準調整保護區劃界后,甘肅省國土資源廳仍違法違規在保護區內審批和延續采礦權9宗、探礦權5宗。黑龍江大慶市杜爾伯特縣違規對扎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實施開發項目,造成保護區內1萬多畝濕地被毀。由于地方違規侵占湖面進行旅游開發,安徽巢湖濱湖濕地遭到破壞,入湖十五里河等水質長期劣五類。
防止“一刀切”“一陣風”
兩年多來,隨著環保亮劍,一系列可喜的變化正在發生。
地方政府的環保紅線意識大大增強,地方產業轉型也升級加速。作為中央環保督察“首站”的河北,今年共排查整治“散亂污”企業8萬多家。
隨著新發展理念的不斷落實,各地完善考核評價、干部問責等制度,為黨政干部“戴上緊箍咒”。黑龍江省鶴崗市將環保工作納入縣區工作年度目標考核,考評權重由原來的6分增加到10分。以往環保部門單打獨斗的現象也得以改觀,一系列長效機制得以建立完善。借鑒中央環保督察模式,多地建立省級環保督察制度,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在河北、重慶等試點省市展開。
環保高壓下,一些地方在問題整改中,曾簡單粗暴地對洗車店、餐飲店、洗衣店等民生相關行業企業采取“一刀切”臨時關閉措施。對于此類問題,今年8月初成都市下發緊急通知,不允許臨時性關停方式應付環保督察,不允許搞形式主義、不允許借環保督察名義影響企業正常生產和群眾正常生活。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等專家建議,環保督察可以借鑒巡視的經驗做法,把全覆蓋和“回頭看”結合起來,防止地方為應付檢查搞“一陣風”,還可以加大對重點問題進行專項督察力度,讓環保利劍時刻高懸,鞏固環保治理的成果,讓百姓在問責之后,看到更多實際的環境變化。
來源：新華網
